李白與杜甫,詩仙與詩聖,誰更強?告訴你白居易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黃庭堅都是誰的粉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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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詩界自有李白、杜甫,便有“李杜”並稱。其成就之高,影響之巨,鮮有可比者。就連大文豪蘇東坡也感嘆:“李太白、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,凌跨百代,古今詩人盡廢。”然而,隨著二人的去世,李、杜詩歌的優劣之爭,也隨之湧現。眾說紛紜,莫衷一是,各執一詞,諸多分歧。如歸納起來,大致可分為三派意見:揚李抑杜;揚杜抑李;李杜並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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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唐時代:

元白是杜甫的粉絲

韓愈李杜並重

唐文宗首推李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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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白比杜甫大11歲,在世時以詩成名比杜甫早,賀知章見之以為“謫仙人”,唐玄宗聞其名而親自召見,供奉翰林,“帝愛其才,數宴飲。”(《新唐書·李白傳》)杜甫更是屢以詩贊美,如“白也詩無敵”、“李侯有佳句”、“筆落驚風雨,詩成泣鬼神”等。所以,用今天的話來說,賀知章、唐玄宗、杜甫等都曾是李白的“粉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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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自李白謝世,杜甫晚年佳作連連,詩名繼起,於是,從中唐到晚唐,便開始有瞭李杜優劣之爭,並出現瞭揚李抑杜、揚杜抑李、李杜並重三派意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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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李杜之後,最初表明杜甫高於李白的人物是元稹和白居易。杜甫的孫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歡杜甫的詩,因此在為祖父靈柩遷葬途中,請元稹為其祖父杜甫寫一篇墓系銘。於是元稹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盛贊杜甫,以為李白也不及。他說:“則詩人以來,未有如杜子美者,是時山東人李白,亦以奇文取稱,時人謂之李杜。餘觀其壯浪縱恣,擺去拘束,模寫物象,及樂府歌詩,誠亦差肩於子美矣。至若鋪陳終始、排比聲韻,大或千言,次猶數百,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,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,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,況堂奧乎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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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居易雖然有時李杜並贊,但在給元稹的信中也說:“又詩之豪者,世稱李杜之作。才矣奇矣,人不逮矣。索其風雅比興,十無一焉,杜詩最多,可傳者千餘首,至今貫穿今古,覙縷格律,盡工盡善,又過於李。”元、白詩觀相同,二人都從反映民生疾苦、針貶社會腐敗的角度來評判李杜高下,可以說是最早的揚杜抑李論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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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他們的觀點立刻受到瞭韓愈的反對與駁斥,他在《調張籍》一詩中說: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萬丈長。不知群兒愚,那用故謗傷?蚍蜉撼大樹,可笑不自量。”韓愈與元、白分屬兩個不同的文人集團,論詩主張也與元、白不同,因此對他們揚杜抑李的觀點提出瞭尖銳的批評,以為李杜的詩文都是“光焰萬丈”,同樣照耀千秋,不容“謗傷”。因此,韓愈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李杜並重論者。後顧陶、李商隱、杜牧等多持此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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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帝王多好詩,唐玄宗以外,唐文宗李昂也是突出的一位,《唐詩紀事》曾評價:“帝好五言,自制品格多同肅、代,而古調清俊。”就是這位唐文宗,在位時曾頒佈一份詔書:以李白歌詩、斐旻劍、張旭草書為三絕。自此,晚唐皮日休、吳融、鄭谷諸詩人多重李白,吳融曾明確表態:“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,獨李太白為稱首。”所以唐文宗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揚李抑杜論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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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基本揚杜抑李

歐陽修、王安石、黃庭堅都是杜甫的忠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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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進入宋代以後,唐人三派並存的局面被打破瞭,揚杜抑李的聲浪日益增高,逐漸占瞭上風,成為主流,這裡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但確實與幾位大人物的影響有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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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第一位大人物是歐陽修。他是當時的文壇領袖,政治地位很高,詩、詞、散文和學問均堪稱一流。他和宋祁在修撰《新唐書》的過程中,進一步確立瞭杜甫的詩史地位。他說:“至甫,渾涵汪茫,千匯萬秋,兼古今而有之,它人不足……甫又善陳時事,律切精深,至千言不少衰,世號‘詩史’。”唐宋兩代皆重史,杜甫在正史中榮獲“詩史”的名號,那可是一件大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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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。他是當時的主宰相,詩文、學問也堪稱一流。他於前代詩人最推崇杜甫,曾說:“予考古之詩,尤愛杜甫氏作者。”一次見到杜甫畫像,居然膜拜再三,淚流滿面,並賦詩一首,表示“願起公死從之遊”。生前又曾編選李、杜、韓、歐四傢詩,以杜甫為第一,李白為第四,尚排在韓愈、歐陽修之下。許多人都不理解。曾有人問王安石,王回答:“白之歌詩豪放飄逸,人固莫及。然其格止於此而已,不知變也。至於甫,則悲歡窮泰,發斂抑揚,疾徐縱橫,無施不可……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,而後來無繼也。”意為李白隻有“豪放飄逸”的風格,不知變化,而杜甫知變,風格多樣,所以高於李白。宋人另有詩話記載,王安石以為李在杜下,還有一個原因,就是:“李白詩詞迅快,無疏脫處,然其識污下,十句九句言婦人、酒耳。”意思是說,李白詩一氣直下,語速太快,不如杜甫抑揚頓挫,更有節奏感。而且李白詩見識不高,詩中多寫女人和酒。王安石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,詩、文高手,他這麼一說,許多人都跟著揚杜抑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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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位大人物是黃庭堅。他是宋代著名詩人,與蘇軾並稱“蘇黃”。又能詞。又是宋代最有影響的詩派“江西詩派”的領袖。他曾說:“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,斯文委地,文章之士,隨世所能。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。”由於他對杜詩的推崇,故“江西詩派”便都以崇奉杜甫為祖。到後來,方回又把江西詩派倡為“一祖三宗”之說,即以杜甫為祖,以黃庭堅、陳師道、陳與義三人為宗。黃與二陳都是當時詩壇的風雲人物,都提倡學杜,繼承杜甫的詩風,這就進一步推動瞭揚杜抑李的說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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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瞭三位大人物的影響,宋代的兩種環境也助長瞭揚杜抑李的風氣。一個是文學環境。宋代文人地位甚高,許多文人好發議論,也喜歡在詩中議論。而杜甫曾開以議論為詩之先河,如論詩絕句(即《戲為六絕句》)等。至韓愈更有所發展。這卻頗投合宋人口味,所以宋人如邵雍等多喜以議論為詩。這種詩風多與杜甫有關而與李白無涉,客觀上又擴大瞭杜詩的影響。另一個是社會環境。宋代積弱積貧,邊患嚴重,國力遠不如唐代強盛。很多文士、詩人、詞傢,從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蘇軾、黃庭堅,到陸遊、辛棄疾、陳亮、文天祥,無不憂國憂民,感慨時世,而這種沉痛心情,與杜甫的心緒與沉鬱頓挫的詩風最為相通相融,故學杜甫者多於李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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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在以上三大人物和兩大環境的影響下,兩宋時期詩界形成瞭一種揚杜抑李的局面,註杜詩者甚多,《九傢集註杜詩》等紛紛問世。宋羅大經曾感慨:“至宋朝諸公,始知推尊少陵。”杜甫地位由此迅速上升,連宋葛立方也嘆道:“則杜甫詩唐朝已來一人而已,豈白所能望耶?”隻有嚴羽等少數人為李白打抱不平,提倡李杜並重。他在《滄浪詩話》中說:“李、杜二公,正不當優劣。太白有一二妙處,子美不能道;子美有一二妙處,太白不能作。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,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……論詩以李、杜為準,挾天子以令諸侯也。”南宋劉克莊也對揚杜抑李的現象不滿,但他不敢說王安石諸公,隻說元稹“抑揚太甚”,為李白鳴不平,但嚴羽、劉克莊等人的呼喚,終究敵不過王安石、黃庭堅等人的影響力,一時難成氣候。直到明代,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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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人為李白打抱不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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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初期,福建長樂有個叫高棅的人,歷時近十年,編選瞭一部《唐詩品匯》。這是明代影響極大、歷時最久的唐詩讀本,當時“館閣之教習,傢塾之程課”,多以《唐詩品匯》為教材。也就是說,明代上至朝廷官府,下至鄉村私塾,多以此書為必讀教材。高棅在此書中,對李、杜二傢詩基本持並重態度,對二人各體詩的作用、地位,均作客觀評述,這就改變瞭兩宋以來揚杜抑李的風氣。袁宏道、楊維楨、楊士奇、謝榛多李杜並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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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明代的文學思潮相當活躍,宋人殘存的一些影響尚存。王世貞、胡應麟都是明代最有影響力和權威性的詩評傢,他們盡管李、杜並舉,視二人為大傢,但在反復的論述與比較中,仍往往會流露出對杜評價略高一籌的傾向。但他們的前輩楊慎卻常常借對宋人的批評來為李白打抱不平。如他說:“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,謂之‘詩史’。鄙哉!宋人之見,不足以論詩也!”又說:“少陵雖號大傢,不能兼善。一則拘於對偶;二則汩於典故……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,專取而效之,惑矣!”而王慎中、鄭繼之、郭子章等一批人,也都“嚴駁杜詩”,特別是王慎中,凡是宋人對杜詩褒揚處,他多針鋒相對地指出其不足,幾乎使杜詩體無完膚,跌到歷史最低。這一情況讓王世貞給看出來瞭,因楊慎是名傢,他隻好說:“近時楊用修為李左袒,輕俊之士往往傅耳。”於是也平心靜氣地對李白褒揚瞭一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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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瞭楊慎、王慎中等,明代為李白抱不平的還大有人在,直到晚明,陸時雍仍憤懣不平地說:“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,謂是道學作用,如此將置風人於何地?放浪詩酒,乃太白本行……奈何以此定優劣也?”對王安石以李白詩多寫酒與女人而加貶抑的觀點提出質疑和批評。王稚登甚至認為“李能兼杜,杜不能兼李。”由此可見,明代人不僅李杜並重,顛覆瞭宋人揚杜抑李的局面,而且還有一股揚李抑杜、為李翻案的勢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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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人以李杜並重為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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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有瞭宋、明人的爭辯、比較和分析,人們對李、杜二傢詩的優劣高下、風貌種種,似乎有瞭更多也更清醒的認識,在原先分歧頗大的狀態下也日益趨同,逐漸達成瞭共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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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初的詩壇盟主為王士禎,論詩倡神韻說,其《唐賢三昧集》的興趣多在王維與孟浩然,對杜甫的詩不甚喜歡,以為李杜齊名,卻不相似,也無所謂李、杜之爭。繼起的詩壇盟主為沈德潛,論詩主格調說,其《唐詩別裁集》則以李、杜為宗。其實,清代從賀貽孫、全祖望、賀裳、馮班、趙執信到薛雪、喬億、洪亮吉、趙翼、管世銘、姚鼐、劉熙載等,基本上都持李、杜並重的態度。即使個別人有揚杜抑李或揚李抑杜的傾向與見解,也隻是獨抒己見,未必偏激。如翁方綱《石洲詩話》論李杜之別,便是一例。即使他有揚杜抑李的傾向,也已不是主流。這方面,清人潘德輿有一段話說得較為公允,他說:“前賢抑揚李、杜,議論不同,累幅難盡,歐公、荊公持其一端耳。要之,論李、杜不當論優劣也。尊杜抑李,已非解人;尊李抑杜,尤乖風教。自昌黎不能不並尊李、杜,而永叔、介甫欲作翻案,殆亦不自量邪?”潘氏對歷來揚李抑杜、揚杜抑李、李杜並重的三派意見作瞭總結,說出瞭前二派意見的弊端,並自覺地站在韓愈、嚴羽提出的李杜並重的立場上,隻是對歐陽修、王安石的批評稍覺尖銳瞭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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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註杜詩者多於李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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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後人註杜詩遠多於李白,杜詩註本號稱千傢,有“千傢註杜”之謂,而註李詩者僅幾十傢,何以相差如此之大?那是另有隱情的。除瞭杜甫的詩歌成就,還因為杜甫詩中充滿著故國之思與傢國情懷,特別是在易代之際,杜詩中的“每依北鬥望京華”、台灣註冊商標“國破山河在”、“文武衣冠異昔時”、“百年世事不勝悲”、“故國平居有所思”等,尤能喚起遺民和舊臣的思舊之情。即以明清易代為例,不少明代舊臣與遺民每有故國之思,一時不能以詩直接表達,便往往通過評註杜詩的方法來加以寄托和曲折表達。錢謙益、朱鶴齡、金聖嘆、仇兆鰲等都是註解杜詩的名傢,他們之所以都不約而同地註起瞭杜詩,恐怕多少都與這種寄托和表達有關。久而久之,也就逐漸形成瞭註杜詩者遠多於李白的現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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